第一百六十章 汉惠帝炸毛了（2/2）

大祭曰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陵寝；

中祭曰朝、夕月、太岁、帝王、先师、先农、旗纛；

小祀曰后、妃、嫔、太子、王妃、公主及夫，曰三皇，曰先医，曰五祀，曰司火，曰都城隍，曰东岳，曰京仓……”。”

明朝时的陵寝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。

一种是朝廷按节序派遣官员到陵园祭祀，简称为“遣祭”；

明朝时各陵的遣官祭祀一般是按一定节序进行的，祭祀的等级也有大小之别。

在嘉靖时期陵庙祭祀制度改革之前，天寿山诸陵的遣官祭祀一遵建文初所定孝陵祭祀制度，每年有三大祭、四小祭:

清明、中元(七月十五)、冬至三节，太牢致祭，遣官行礼(一般为公、侯、伯、驸马等勋戚大臣)，各文武衙门堂上官一员、属官一员分诣陪祭，谓之“三大祭”。

忌辰(已故帝后逝世)、正旦〈正月初一〉、圣旦（在位帝王的诞辰，又称万寿圣节)、孟冬(十月初一)四节，酒果行香，遣官行礼，各衙门官不陪祭，谓之“四小祭”。

嘉靖年间，明世宗对陵庙祭祀礼制改革，天寿山诸陵祭祀的节序又发生了变化。
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一七二记，嘉靖十四年（l535年）二月，明世宗朱厚熜召礼部尚书夏言于文华殿，提出“清明节既遣官上陵行礼，内殿复有祭祀，似涉烦复”。命从礼制的角度加以解释说明。

数后，夏言回奏说:“臣愚以为，冬至上陵时可罢免，而中元陵祀遣宫之礼可移于霜降制举行，惟是清明节上陵如旧。盖清明礼行于春。

即《礼经》所谓‘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''者也；霜降礼行于秋节，所谓‘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有悽怆之心''者也。夫雨露之濡，霜露之降，木实先被之，于是有陵墓之思，义斯切耳“

于是，世宗命天寿山的上陵祭祀，春以清明、秋以霜降遣官行礼，各衙门官陪祭；中元、冬至二节仍遣官行礼，但各衙门官不陪祭。

从此，天寿山陵园的大祭每年有四次之多。

嘉靖十五年(1536年)九月，因“孟冬庙享移于立冬”于是世宗又认为“孟冬朔之陵祭未免烦渎”，命“其己之，著为令”。

此后，天寿天陵园每年的小祭由四次改为三次。每年的陵祭合称为“四大祭三小祭”。

在上述各节中，正旦为一年之首，也是极为重要的节，但却没有列大祭之典，考其原因当如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七月礼部在题复太常卿裴应章时所解释的那样：“元旦即岁除之次也。先是九陵帝后已祫祭于庙矣，旬内且复有孟春之享，故元旦之祭在陵殿止用果酒者，非俭也，礼也。“

除上述各节外，按照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，国有大事(如营建宫殿、陵寝，帝王登极等)也遣官赴陵园致祭，诸王来京，离京又有謁陵和辞陵之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