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北京的红灯区（2/4）

。“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，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，许多商界、娼界的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‘八百罗汉’闹京城时的盛况……古有饱暖思欲之说。‘八百罗汉’酒足饭饱之后，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。位于前门、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，许多院竟然挂出了‘客满’的牌子。”这段文字，见之于方彪著《北京简史》。唉，八大胡同，竟然“载史册”了。

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“重张艳帜”之处，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。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，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，为摆脱监控，假装醉生梦死，放不羁于八大胡同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。小凤仙胆识过，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。“一九一六年，一个叫蔡松坡（蔡锷）的，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，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。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。面对蔡锷的起义，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灭了……”（林语堂语）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，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，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。古常说英雄救美，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救落难的英雄。

根据《燕都旧事》一书引用的资料：“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，北平有院三百九十一家，三千五百；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，院增至四百零六家，三千八百八十。民国六七年间，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。公私相加，就在万之上了。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，首都南迁，北平不如过去繁荣，院、的数字也随之下降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，北京等院有四十五家，三百二十八；二等院（茶室）有六十家，五百二十八；三等院（下处）一百九十家，一千八百九十五；四等院（小下处）三十四家，三百零一。以上共计院三百二十九家，三千零五十二。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，真正的数字比这大得多。”据说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，跟鸽子笼似的，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。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子们扭曲的生。

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院旧址。他去了朱芳胡同九号，那里原来是家二等院，叫聚宝茶室，门框上面“聚宝茶室”四字犹存。“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，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这四个字，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。”朱家胡同四十五号，原先的院叫“临春楼”，门框上刻有“二等茶室”的字样；里面的住户，抬低都能看见，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。“这里楼下五间房，楼上也是五间房，每间房约九平方米，原先楼上楼下都是七间房，每间房只有六平方米，后来改成五间，略大了些，但仍是鸽子笼似的……”院分三六九等，其中的等者，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，甚至很豪华，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景。而百顺胡同，就是装修的等院之集中点，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。譬如四十九号，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（属于另类的四合院），“每面四间房，楼上共十六间，楼下也是十六间，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。有个楼梯通到楼上，楼梯还结实，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。看了这个等院，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倚门卖笑，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，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。”等院除了经营“老本行”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，堪称全方位的服务。韩家潭二十七号，即叫做“清吟小班”的地方，“门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题了‘庆元春’三字，是这家院的名字。这里院子比较宽畅，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，每面都是楼上四间，楼下四间，两面共十六间房，房子比二等院要好一些，每间约有十平方米。这是富们的销金窟，除了可以嫖外，吃得也不错，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‘本庄寄售南腿’的木牌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。”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。只是，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，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，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，在乎美之玉腿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（今名韩家胡同），曾是闲散文李渔的隐居之地。“他生于明清之际，进北京似在清以后，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，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‘芥子园’为名，题楹联曰：十载藤花树，三春芥子园。”芥子园，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。放不羁的李笠翁，即使挟醉饮，也不会怎么脸红的。他老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，不在乎后说闲话。

前一段时间，有好事者，倡议修缮八大胡同院遗址，作为旅游景点，吸引中外观光客，哪怕是进行一番“忆苦思甜”的教育，也有积极意义。此言一出，在报端立即招致众反对。有说：老北京的风俗，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，有趣味的地方多呢，天桥、大栅栏、琉璃厂等等，够玩的了。有说：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，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对生活的好心与窥视欲，会产生毒害作用的。凡此种种，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